國立政治大學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齊慕實分享「教化傳統與習近平時代的意識形態治理」

【國關中心訊】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政治學系與東亞研究所於6月21日聯合主辦中文講座，邀請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UBC）歷史學系教授Timothy Cheek（齊慕實），以「教化傳統與習近平時代的意識形態治理」為題進行中文演講座談。齊慕實教授專長中共黨史、中國思想史與知識份子史，曾任UBC亞洲研究所中國研究中心主任，並出版兩本中共研究專書與發表諸多績優期刊文章。本講座由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主任、政治學系、東亞研究所特聘教授寇健文主持，並由東亞研究所教授兼所長鍾延麟進行與談；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副主任、東亞研究所黃瓊萩教授亦全程參與。

齊慕實教授首先分享如何理解中國的治國方略：要將對於帝制朝代時期的中國、清末民初共和時期的中國、毛時期的中國與現今習時期等不同時代的中國治理觀察相互結合來觀察。對於教化的觀察，他先是從「鄉約」制度談起：中國的「鄉約」制度為儒家文化中的民間互相勸勉、共同遵守的自治原則，係將道德解決方案融入到地方治理當中，此制度自中國宋朝即存在。例如：1076年有呂氏兄弟訂定的《呂氏鄉約》：「德業相勤、過失相規，禮俗相交、患難相恤」。這樣的觀念延續到共產黨治理下的中國，便是延安整風中的批評與自我批評。近十年，中國漸漸回覆到過往共產意識形態的思想，愈發強調並廣泛提及馬列主義等，更如「學習強國」應用程式的推行等作為，逐漸可看見中國的治理轉變為意識形態治理、甚為「教化」治理之現象。

宋朝的鄉約制度本有自由志願性質，但到了明朝清朝逐漸官僚化，更與保甲制度相結合，將之行為規範準則化。一直到清末民初的共和時期，梁漱溟先生所著《鄉村建設理論》與楊開道先生所著《中國鄉約制度》為鄉約制度與教化治理的研究奠定基礎。到了共產黨治理下的中國，無論是關於整風時期之相關文獻或中共早期領導人之一的劉少奇所著《黨員的修養》，可看見黨和國家力量在治理上融入教化之精神。乃至於現在習時代的中國走向民族偉大復興之路，皆可見治理方式與行為上之相同。

鍾延麟教授與談時表示：現在習時期的中國治理強調意識形態，看似是回到毛時期，但從齊慕實的研究可以將之上溯於歷史上更為久遠的意識形態治理。特別是從形式上，習時代的意識形態治理可向前溯源至宋朝的鄉約制度。他提出的問題有：在所謂新時代新文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下的中國，還會需要什麼思想元素來支撐？習時期相對於毛時期，確實更為多次地提到馬列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相結合，而其中的中國傳統文化又扮演什麼樣的角色？而習時期的教化作為是否不只呈現於對內治理，更有對外宣傳的展現？其效果又是如何？

寇健文主任總結表示：教化乃現今習時期中國政府治理中的重要支柱之一。無論是從政治學習、整風、批評與自我批評等來觀察可見，其不只是來自於馬列主義等共產制度思想，其實更為融入中國傳統文化的元素。這樣的中國式教化係與早年宋代的鄉約制度有關。鄉約制度本看似是由地方的自治治理，但經過時間推移，便能漸漸看見國家政府的干預力量漸漸介入在其中。

問答時間亦受到與會來賓熱烈響應，齊慕實教授回應到近十年中國治理在教化層面之影響力，可以新疆問題為例：不僅是思想文明再教育、宗教打壓、民族維穩等問題，中共治理下的新疆明顯可見政治教化之影響力，且是逐漸加深加廣當中。他也回應到：中國社會早已今非昔比，在經歷過改革開放、網路時代的蓬勃發展、新冠疫情考驗等時間洗禮之後，中國社會已不是過往農村社會或延安時期的中國，教化作為的治理仍然可達預想之效果嗎？因此他也質疑為何中共仍舊走回意識形態治理的老路。

本次講座受到師生熱烈參與，交流與互動十分融洽。國關中心將持續主辦中國大陸研究相關學術講座活動，活動資訊敬請密切關注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官方網站、臉書粉絲專頁、Youtube頻道等。歡迎各位師生與學術先進踴躍報名參加。